“如果我们未来有考虑再建立一个全新的工厂，那么可能上海的商务成本会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力资源成本不断上升，这会成为潜在的问题，当然，上海在能够确保我们找到足够多的优秀的人才方面是有优势的。”柯彼呐说，“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是考虑建研发中心这样一些主要是侧重于提供更多附加值的服务的中心的话，我觉得上海还是一个主要的选择，主要的中心。”

　　今年10月底，美国制药集团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MS）度过了它在中国的第二十五个生日。

　　尽管只能从老照片上看到25年前施贵宝投资上海的些许回忆，但作为现任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柯彼呐仍然对25年前前辈们作的那个决定引以为豪。

　　“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决策，中美上海施贵宝（SASS）作为一个中美合资样板式的企业，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会来参观我们的工厂。”在施贵宝25岁生日晚宴上，柯彼呐用动情的话感谢那些曾经为之付出过努力的人。

　　回顾历史，美国施贵宝公司与中国的渊源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周恩来总理组建、领导的地下商业组织——广大华行就曾总经销美国施贵宝公司生产的药品。当时，施贵宝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其生产的药品曾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新四军的前沿阵地。

　　1978年，当我国对外开放的春风吹到大洋彼岸，施贵宝公司闻风而动，毅然作出了一个不失为历史性的决策。当年即由时任美国施贵宝公司国际部总裁的丹尼斯·菲尔先生以国际知名人士身份率团访华来到北京，很快就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的接见。双方讨论了美国施贵宝公司有意赠建周恩来医院和合资建立制药企业等事宜。　

　　合资建厂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1979年4月，时任国家医药总局副局长的关舟带领中方考察团赴美，到美国施贵宝公司实地考察，进一步商讨建立合资企业事宜。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合资经营备忘录，确定要在中国择地建设一个能生产无菌粉针、片剂、霜剂、栓剂等多种剂型，体现国际制药先进水准的综合性制药企业。这标志着中美制药界第一个合资企业的雏形正处于襁褓之中，美国施贵宝公司的捷足先登有了实质性的启动。

　　不仅是一个工厂

　　1982年5月15日，象征着中美合作结晶的中美上海施贵宝诞生在上海闵行区。由当时的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和美国施贵宝公司作为合资伙伴合资经营。

　　几十年来，上海正是拉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除了传统闻名的上海老工业基地，大量外资的投入无疑是上海经济腾飞的重要依托，其中就包括像施贵宝这样的企业。而如今，上海经济发展也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外资如何跟随上海转型的步伐，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中美上海施贵宝在这25年中与上海的一同成长，成为上海外资经济发展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当人们细心去梳理它过去和未来的发展脉络时，可以从中看到上海整个外资经济发展的一瞬。

　　“未来的三至五年之内我们会引入9~10种新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在中国开展，不仅将国际先进技术带入中国，也会为本地培养大量人才。”柯彼呐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对于中国市场的增长，他们非常有信心。

　　和一般的合资工厂不一样的是，中美施贵宝一开始就成立了营销、服务团队，使得中美上海施贵宝不仅仅是一个工厂，而是一个完整的从产品到用户的体系。这样也把跨国公司更多先进的理念带到了中国。

　　“落户闵行之后，施贵宝工厂就成为闵行区招商引资的一个样板，并介绍给之后有意向来华投资的外商们。”闵行区区委书记孙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闵行区这25年的发展，外资的成功引入，不仅带给了闵行区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更带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加快了闵行以至整个上海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拿孙潮的话来说，就是，“25年的合作中，施贵宝与闵行区政府形成的良好互动关系，使双方都获益匪浅”。

　　以施贵宝公司为例，中美上海施贵宝1985年正式建成开业，生产销售医药产品；1992年，设立百时美施贵宝中国肿瘤药物部，销售进口抗癌药物；1995年，设立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中国）投资有限公司；1997年，建立美赞臣（广州）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婴幼儿营养品等；1997年，设立百时美施贵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各类医药产品、原材料和设备。从这些脉络来看，以制药业为核心向周边和链条产业的辐射，多元化的经营理念是施贵宝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柯彼呐却认为，这些成功的背后，人才的本土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个合资企业现在有1400名左右的员工，只有不到10个是外籍员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本地化方面，应该说是做得非常出色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事业部的负责人都是中国员工。”

　　布局已到2020年

　　“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前面我已经说过，未来我们会在中国做更多的临床试验，会将更多的研发投入放到中国，”柯彼呐说，在施贵宝高层的发展思路中，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布局，早已把眼光放到了2020年。

　　谈到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施贵宝全球战略中的意义时，柯彼呐说，上海或者中国的重要性无疑与日俱增。“未来我们会在中国推很多新药，就必须在中国做临床试验。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做的这些临床试验对于我们全球的临床试验也是作出很大的贡献，通过把中国作为做临床试验的主要基地，我们能够降低临床试验的成本，而且还能够增加我们入组这些做临床试验的病患的速度，从整个BMS全球来讲，在中国做更多的临床试验也会为BMS全球带来更多的益处。”。

　　以明年即将引入中国的治疗乳腺癌的新药Ixabepilone为例，其研发之初就是在中美两国同时开展的。全球共有878名患者进入研究组，而仅中国就有8个城市的12个研究基地参与了两个重要的III期试验，共有139名患者入组，该数据为Ixabepilone全球注册作出了贡献，也将有力地支持Ixabepilone在中国的注册。

　　制药行业的新药研发，大家都知道，推出新产品整个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举个例子，如果现在开始做一个新产品的试验，等到成功的话，大概要到2015年。

　　“我做预测的本事不是非常高，但是跟其他大的制药企业的高层一样，我们都认为到了2015年或者2020年这个时期，中国对于全球市场而言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我们现在在临床研发或者新药发展上所做的这些工作，7年或者10年之后对于我们全球的业务将作出很大的贡献，因此，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柯彼呐说。

　　“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目前现有的一些业务还会继续投资，包括我们销售团队的投资，还有我们对临床试验方面的投资，”柯彼呐说，比如，未来我们可能会增加博路定在中国的生产产能等，但是具体的投资细节方面现在还不能透露。”

　　对于任何一个跨国制药企业来讲，中国都将是其未来名副其实最重要的市场，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而且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正在走向完善。随着我国逐步推进新型农村医疗合作，新的医改方案的相继出台，国家对某些重点疾病例如乙肝的防治力度的加大，给众多医药企业带来了绝好的发展机遇。

　　上海：建研发中心更有优势

　　明年就是中国奥运会的举办年，柯彼呐说，奥运会也是让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施贵宝来讲，也将是非常重要的一年，2008年施贵宝会在乙肝、心血管、癌症、免疫系统、类风湿等五个热门治疗领域增加在中国的研发力度。“我们不会高调地去宣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只是默默地、努力地在做着我们最本质的工作。”。

　　回顾施贵宝在上海投资建厂的25年，柯彼呐相信，上海越来越好的监管环境，也将使外资经济在上海的发展中更加蓬勃兴盛。

　　“上海这么多年最大的变化除了提供建厂的土地和资源等硬件的环境方面，包括法制建设、制度规范等软环境的建设，也在日趋完善。在这样的环境下，施贵宝也对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与专利保护方面的努力越来越有信心，也表示未来的三至五年之内将引入9~10种新药到中国。”

　　柯彼呐透露，其实施贵宝也是一直不断地在考察全球各地，看哪个地方是进行投资最好的地方，哪个地方比较适合于把某些服务性的部门搬过去，通过对比后，施贵宝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如果我们未来有考虑再建立一个全新的工厂，那么可能上海的商务成本会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力资源成本不断上升，这会成为潜在的问题，当然，上海在能够确保我们找到足够多的优秀的人才方面是有优势的。”柯彼呐说，“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是考虑建研发中心这样一些主要是侧重于提供更多附加值的服务的中心的话，我觉得上海还是一个主要的选择，主要的中心。”

　　事实上，从最初的建厂生产、销售到转向新药研发，施贵宝的举措也恰恰暗合着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特别是上海，正在从“工厂”走向“实验室”的大趋势，而这些，都是上海所希望看到的发展趋势。

　　25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最高端的研发体系中，柯彼呐表示今后将继续致力于公司的本土化与慈善公益事业，希望未来的25年乃至更长时间仍与上海一同成长，共创辉煌。

对话

新税法不会影响施贵宝投资中国——专访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柯彼呐

　　对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来讲，对于那些拥有独特的技术而且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新型的、有技术的企业，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在关注，如果有哪家中国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也能够很好地契合到百时美施贵宝全球所关注的战略疾病领域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对待这些潜在收购目标的行为和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也讲到了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未来的这种大的发展，我也注意到，在一周之前，施贵宝宣布以4.3亿美元收购了另外一家制药公司，叫Adnexus，我想问一下，施贵宝从来都没在中国进行过类似的并购，是否中国的企业还不具备被并购的条件，或者说您怎么看待中国医药企业之间的这种并购？

　　柯彼呐：我还没有看到有多少跨国制药企业在中国有过这样的并购行为，可能在OTC（非处方药）方面有一些，但是在处方药领域，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外资收购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的例子。

　　但是对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来讲，对于那些拥有独特的技术而且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新型的、有技术的企业，比如说，像Adnexus等，我们是很感兴趣的，其实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在关注这样的机会，如果有哪家中国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也能够很好地契合到百时美施贵宝全球所关注的战略疾病领域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对待这些潜在收购目标的行为和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我相信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那些具有创新型的、生物科技的企业之间可能会有并购，可能是这些生物科技企业之间相互的并购，也有可能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跟他们有合作的协议，或者是希望未来可以收购一些这样潜在的生物科技公司，我相信这个趋势未来几年肯定会出现。

　　《第一财经日报》：您刚才就讲到，您还没看到跨国企业在中国收购中国企业的这种案例，为什么呢？　

　　柯彼呐：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我前面也说过我相信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目前总体来讲，中国在生物科技领域还是处于比较新的一个阶段，还是规模比较小的一个发展情形。如果看一下那些传统的、规模也比较大的，而且又大量生产仿制药的公司，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跟其他的一些跨国企业管理层去沟通一下，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清楚，对于中国长期的制药行业的发展战略来讲，这些大规模生产仿制品的企业，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都在关注的。最后我要说的，因为中国股市非常火爆，所以现在上市的医药企业都是非常非常贵的。

　　《第一财经日报》：既然我们说到合资企业，双方可能各有需要；比如说美方是需要中方更大的市场或者是更加好的投资环境。中方呢，可能是希望获得一些先进的技术。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一些声音说，中国的一些合资企业，中方并没有获得技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觉得百时美施贵宝全球对于中国贡献是什么？

　　柯彼呐：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就是从制药企业的角度来讲，它为一个国家所能带来的基本贡献当然就是提供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多年研发的结果。所以，只要百时美施贵宝有计划把某个产品带到中国，我们都是通过合资企业把这个产品带到中国市场。

　　另外我们具体说一下博路定，博路定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之一；而且，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博路定的生产，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是唯一的生产基地。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非常侧重于用非常高的品质来进行工厂的生产和运作。那么这个其实也说明SASS一直是一个样板的合资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在采访您之前，我对你们的合作方上药集团，也去了解过一些情况。他们说，开始的时候，两方的文化存在一些冲突，但是后来百时美施贵宝的文化应该说非常融洽地融合到中美双方的团队之中。我想问一下，百时美施贵宝是一个怎样的企业文化能够融合到合资企业发展之中。

　　柯彼呐：在很多方面来讲百时美施贵宝是一个典型的跨国企业，我们有一系列核心的价值观和行为，对于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这些价值观和行为都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也有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标准。在整个百时美施贵宝，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正式流程，有些关于人力资源，还有财务流程。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我们逐渐把这些流程、结构介绍到SASS，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我们这个合资公司有点像百时美施贵宝的一个子公司。

　　同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SASS有它自己独立的身份，它不仅仅是百时美施贵宝在中国的一个投资，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尊重SASS独立的身份。目前为止，一切都是运作得非常好，我们有非常好的中方合作伙伴，同时在这个合资企业当中，你也能非常好地感受到百时美施贵宝的全球企业文化。其实，说到底，还是我们合资企业的管理层能够做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吧。我在很多不同的合资企业，都有工作的经历。我有感觉，一旦业务发展好了，那这个合资企业双方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容易处理。所以说，我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把业务做好。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

　　《第一财经日报》：最后一个是关于投资的问题，当然也是跨国公司总裁在中国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从明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对于新的企业所得税，在影响企业盈利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柯彼呐：两个方面，一个呢，这个信息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知道了，其实每个国家的税制规定都会有些变化，特别是那些曾经有过具体措施想要吸引外资的国家，可能在税收上会有很多变化，所以说这个信息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也已经很早就有过准备了。事实上，整个税制改变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我认为，这对于我们的投资决定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也不会影响我们会把多少经济活动放到中国来的决定。事实上，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跨国企业来讲，应该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决定。这是基于我跟很多企业的总经理进行沟通之后得出的结论。